汉武帝登基，文治武功，开创汉朝盛世。他手下良臣猛将无数，却为何把君臣情看作夫妇情？

    他的“原配”夫人为何与他反目成仇？

    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事实真的如此么？当朝的众多儒家代表为何却痛苦不堪？ 

    放臣与逐妇之悲、君臣情与夫妇情之纠结在汉赋中主要体现在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中。

    首先，“长门”的特定内涵在塑造弃妇形象的过程中可以引起共鸣。“长门”，武帝姑窦太主的山林。窦太主宠幸董偃，故献长门园以取悦于帝，后更名长门宫《汉书·东方朔传》：“上（武帝）大说，更名窦太主园为长门宫。”，此事发生在窦太主女儿武帝陈皇后因巫蛊事被废、“罢退居长门宫”（元光五年，前135年）的第二年《汉书·外戚传》。陈皇后废居长门将近二十年而薨。从创作时间来看，相如写作此赋与他的免官失意有一定关联，因此，不排除本赋有借题发挥之义。长门始为窦太主园林，后献给武帝，其间陈皇后幽闭此处，又发生了窦太主与董偃之事，在当时乃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地方，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经历了一定时间，长门这个地方在相如所处时代必然具有了与弃妇含义有一定关联的内涵。因此，“长门”这一意象在当时不仅具有失意被弃的内涵，更容易唤起人们对这种情感的体验。应该注意的是，由于负心人与被弃者的特定身份（汉武帝和陈皇后），此处的弃妇带有宫怨色彩，而不同于《诗经》、汉乐府所反映的弃妇。 

    其次，赋中女子身份的双重性。此赋托长门而以陈皇后口吻自叙，赋中女子既是弃妇又是臣子，负心人既是丈夫又是君王，情感和身份比较复杂，带有双重性。鉴于这一大前提，表现方式也很独特。

    第一，不能像一般弃妇题材一样，公然埋怨丈夫负心。而同类题材在《诗经》中却有不同体现，弃妇通过倾诉丈夫品行不专一来表达愤懑，获取心理上的平衡：“之子无良，二三其德”（《小雅·白华》）；“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氓》）；“日居月诸，出自东方，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邶风·日月》）。由于赋中弃妇为昔日的皇后，她所表达的不满对象是权力的最高统治者，因此，情感和措辞必须有所节制。

    第二，帝王不仅拥有政治特权，还拥有性特权。抛开作者是否有寄托不说，单是赋中女子身兼臣子与妻子的双重身份来说，她既是妻妾，又是臣子，所谓臣妾。臣妾在先秦及汉代一些典籍中一般都作为奴仆俘虏之义，但是，臣与妾的结合从最初意义上讲，是包含了两种人伦关系的。就像这一词语中“臣”置于“妾”之前一样，在这两种关系中，君臣之义要大于夫妻之义，重于夫妻之义。因此，性别的差异某种意义上显然没有阶级差异巨大。在阶级差异面前，性别差异有时是可以“忽略”的。因为对于帝王来说，多内宠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是作为合理的制度规定存在的，因此，帝王感情不忠移情别恋在一般人眼里极为正常，不会受到谴责；相应地，被弃女子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同情怜悯。皇后虽然贵为特权顶层，但是一朝被弃，她们的境况与一般女子无多大差异，甚至比不上一般女子。相比之下，皇后可能更加忍气吞声，在遭受情感的巨大打击的同时，还充满自责和愧疚，不断从自身找原因。

电视剧《大汉天子》里的陈皇后

    正如汉武帝李夫人所说：“色衰而爱弛，爱弛而恩绝”（《汉书·外戚传》上），这种引起妃后情感不幸的主因促使她们不断寻求讨好帝王的各种手段，相互之间邀宠献媚。在这种情况下，被弃女子的性格也就更为柔弱敦厚，她们只能将怨艾和自责的心情付诸身边景物，因此，赋中多感发性的场景，多细腻深曲哀婉悲怨的心理活动的描写，如兰台遥望、疾风雷音、徘徊深宫以及对明月、闺房、帷幕、鸣琴等景物的描写，极具感染力地勾勒出一个失魂憔悴的被弃女子的日常生活及相思。这倒无形中成就了本赋的艺术性，成为后世同类题材参照的意象，如曹丕《艳歌行》、阮籍《咏怀诗》第一首。而且，失宠被弃与富贵易妻等纯粹意义上的移情别恋还不同。陈皇后的失宠是因为皇帝的移情，更由于皇帝身边还有许多与她争宠的女子，因此，失宠后还存在得宠的幻想。希望再次得宠的侥幸心理和迫于帝王政治特权的震慑力形成被弃皇后既哀怨又忠贞不渝的性格特征。表现在遣词造句上，多表现对君王期盼爱恋、忠诚执著之情，“伊予志之慢愚兮，怀贞悫之欢心。愿赐问而自进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虚言而望诚兮，期城南之离宫。修薄具而自设兮，君曾不肯乎幸临。廓独潜而专精兮，天漂漂而疾风”，“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结尾一句“妾人窃自悲兮，究年岁而不敢忘”的情感是复杂的，前一句道出了弃妇之情，而后一句尤其是“不敢忘”则道出了臣妾之情，是慑于帝王在政治和两性上的特权而发出的心声。无论这种感情多么折磨人，身为臣子的弃妇都不敢忘却帝王的恩情。因此，柔婉、哀怨而又忠贞不渝的宫中弃妇形象就是在上述的政治、人伦背景及帝王与妃后的特殊关系作用下产生的。这应该不是这些女子本身的性格，而是被具体环境“塑造”而成的性格特征。骄妒任性如陈皇后，成为弃妇后也一样凄怨哀凉，没有能逃脱一般弃妇的命运。当然，赋中哀怨的弃妇形象也融入了作者对这一形象的理解。所以，后代宫怨诗中的女子形象大体不出隐忍怨艾的性格实在是与她们所处的环境有关，而非她们的本来面目，更不是中国古代女性生来就具有的性格特征。《长门赋》中弃妇的性格特征对后代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

    再次，《长门赋》还是一篇别致的“士不遇赋”。此赋题材的多义性与歧义性本身已经构成了君臣情与夫妇情相纠缠的情感模式。相如以一男子将宫中弃妇心态描写得如此婉曲深挚，这种代言体如果不是有着自身的情感体验很难写得如此精彩。宫中弃妇对帝王怨艾不满又隐忍担忧的心态也代表了当时知识阶层男子相似的心路历程。关于此赋，朱熹评价为：“此文古妙，最近楚辞。”元祝尧认为，“长卿之赋甚多，而此篇最杰出者，有风兴之义也”。不能说不包含屈原美人香草传统之义。汉赋由楚辞继承的与政治先天性的亲缘关系奠定了它与政治不可分割的关系。与屈原“哀朕时之不当”（《离骚》）感慨不同，汉代士人群体的盛世不遇之感造就了创作上抒发士不遇之悲慨的大环境。刘安的《屏风赋》、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东方朔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等，都流露了盛世不遇的悲哀。相如此赋也难免濡染同时代文人的普遍心态和真实感受。武帝独尊儒术的表面之下，实际上并不真正重视儒生，而是以儒术为吏治之文饰。对比战国时代，西汉士人选择进退出处的道路狭窄了，其成败得失皆系于帝王的一念之间，所谓“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这些处境与宫中女子在帝王面前战战兢兢的心态是非常相似的。另一方面，武帝时期士人失意而依然入世的心态与宫中弃妇掩抑而执著企盼的心态非常相似。这种不遇首先源于他们在武帝眼中的弄臣身份与其自身的政治期待之间的巨大落差。《汉书·严助传》：“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唯助与寿王见任用。”相如此赋写于免官闲居也多少带有一些失志不遇之感。身处大一统歌功颂德的时代，天人合一的政治道德观是文人处世的出发点，而贬抑自身的欲望情感来迎合大的政治背景是当时文人无可选择的抉择。自从董仲舒以来，文人虽然失意但依然没有退隐山林之志，也迫使他们只能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公孙弘等政治家所走过的蜕变之路估计是汉代许多知识分子曾体验过的惨痛教训。因此，《长门赋》中的“贞悫”之心同时也是臣子对君王一片痴情的表白。“贞悫”之心在刘安《屏风赋》中也被提到：“虽剥裂，心实贞悫”，其实也是刘安“不逢仁人，永为枯木”失意肺腑之言的委婉表达。臣子与弃妇境遇不同，但都表达了渴望诚挚之向心。盛世不遇之感代表了汉代士人开始与大一统政治疏离、逐渐拥有自我人格意识，“整个汉代针对‘盛世不遇’的思索，也就因为‘自得之遇’的提出，而完成一种抗世拒时的观念传统”。

司马相如

    总之，《诗经》从形象学意义上为相如提供了“弃妇”这一抒写主题，相如的《长门赋》又开了文人抒写宫怨的先河。《长门赋》侧重掩抑心态的描写和景物衬托，对后世弃妇诗影响深远。尤其是，这是由文人写的、反映了弃妇心态及文人对弃妇的理解，隐含作家自身的情感体验，进一步规范了宫中弃妇角色之悲戚哀婉自责等心态，对女性的行为、心理造成一种暗示，也为文人提供了摹写范本，使女性与文人互动影响。从历史角度考察，进一步强化了屈原楚辞所体现的美人香草意象。女子在君与臣、夫与妻关系中更加趋向柔弱化，情感的细腻哀怨从另一方面体现出女子性格的变化。楚辞《离骚》在君臣之情中引入夫妻情作为比喻修辞手法，而《长门赋》则是在夫妻之情中寄寓君臣之情。因此，《离骚》多言自身之美及群女的嫉妒和争宠，而《长门赋》则多言自身的卑微和对帝王的期盼畏惧之情。需要说明的是，夫妻情与君臣情的连类对比在汉代较为常见，如马融《长笛赋》有“放臣逐子，弃妻离友”之句，祢衡《鹦鹉赋》有“放臣为之屡叹，弃妻为之嘘唏”之句，这也说明了人们开始将君臣情与夫妇情并列起来考虑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