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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与丁玲互相批判至死不原谅对方

周扬、丁玲都曾与毛泽东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先后都深得毛泽东的信任与重用,历史地说,周扬与丁玲都是完全政治化了的人。在文艺界,周扬与丁玲的矛盾,早已不是什么秘密,针尖对麦芒,无人不晓。不少人认为把丁玲打倒是周扬的责任,历史地看,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丁玲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共产党员,也是从延安来的作家,在文艺界资历老、地位高、影响大,有文章说,由于三十年代的恩恩怨怨,周扬将斗争矛头指向丁玲,以达到排斥异己、扩大阵地、巩固自己在文艺界领导地位的目的,所以,“把丁玲打成反党集团是周扬的责任”。

有人说过:“十七年中,如果不是周扬同志领导文艺界工作,而是什么李扬、王扬……恐怕挨整的人会更多。”丁玲的挨整,与周扬有无直接的关系,就“紧跟”而言,丁在前,而周在后。要整丁玲,只怕他一个人也作不了主。1936年11月,丁玲出狱后先期到达陕北;半年多以后的1937年8月,周扬也去了延安。

周扬与丁玲本是在“左联”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丁玲1933年5月被捕之后,正是由周扬接任了“左联”党团书记一职。

由于历史上的恩怨,丁玲与周扬关系不好,丁玲对周扬不满,从已发表文字来看,其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延安时期关于“鲁艺”与“文抗”两派。但丁玲的丈夫陈明同志谈到周扬时认为关系比较正常,并没有什么隔核。

丁玲说过:“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见《丁玲文集》第6卷230页)有文章说,丁玲与周扬的矛盾的实质,实际上是在领袖面前争宠。周扬与丁玲都是同毛泽东关系十分密切的文化人,在研究周扬与丁玲的关系时,有必要谈到丁玲与毛泽东的关系,有文章说,丁玲在毛泽东视野中先入为主,毛泽东对丁玲不错,后来偏向周扬,这是后话。

丁玲早在她未来延安之前,她的很多小说便已使她走红,使她在文坛上声誉鹊起。到了延安以后,她小说写得相对少了些,散文却写了不少。有趣的是,毛泽东对她过去的小说并不怎么了解或阅读,反而读过她来延安以后所写的一些散文,并曾加以评议。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丁玲的散文《“三八”节有感》。文章发表不多日,延安开始整风运动。毛泽东当时也读了这篇文章,在一次毛泽东主持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有些人对丁玲的这篇散文提出批评。他说:“《‘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对我们党、对我们的干部有批评,但也有积极的建议,我们要不同地看待它们。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这件事就是后来丁玲所说的“毛主席保了她!”

也就在丁玲的文章发表不久,毛泽东把丁玲找了去,就此文专门谈了一下。他对丁玲说:“共产党是喜欢、愿意听批评的,如果我们不听批评的话,我们这个党就完啦!你批评了是好的。我也在批评。”接着,毛泽东又说:“我也批评嘛,你批评没有什么不好的,可以批评,但是要看对什么人。我们批评共产党人是自我批评,是我们自己人的批评,一定要充分说人家的好处。”

毛泽东又说:“你看我的文章先说他们作了很多工作,主要还是有成绩的,是好的,然后我再批评缺点。你这篇文章就没一点肯定人家,好像是人家一直就不好,这就不好了。应该与人为善嘛,与人为善就应该充分估计人家好的地方。”这些谈话后来都收入了《丁玲文集》。

丁玲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就写了报告文学《田保霖》,发表在《解放日报》上。毛泽东读后很高兴,特地在1944年7月1日早晨写了封信给丁玲和欧阳山,对他们两人的文章表示祝贺。同时约她和欧阳山到他那儿去叙谈。当丁玲到了毛泽东那儿,毛泽东对她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丁玲受到毛泽东的赞赏,后来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对丁玲加以赞赏。在一次延安干部会上,毛泽东又说:“丁玲写了《田保霖》,很好嘛!作家要去写工农。”

在一次高级干部会上,毛泽东又夸奖道:“丁玲现在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丁玲写的《田保霖》与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毛泽东当夜就读了欧阳山和丁玲的文章。他抑制不住满心的喜悦,立刻给欧阳山和丁玲写了封信。信云:

丁玲

欧阳山 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们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一日早

欧阳山与丁玲接读了毛泽东的信,在7月1日下午去见了毛泽东。毛泽东见到他们很高兴,除了向他们询问和了解一些合作社的情况外,还特意请他们两人在他那里吃晚饭。那天毛泽东兴致很好,吃了晚饭,在送他们出来的路上,边散步,边谈论。这给丁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至于延安时期关于“鲁艺”与“文抗”两派之说出自周扬之口,但丁玲有过与此绝然相反的说法,不存在两派之说,陈明也发表相关文字予以澄清。历史的真实是当时周扬与丁玲都受到毛泽东重用与信任。

二是周扬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表示着冷淡。丁玲写完书稿后复写了两份,将一份先交给周扬看,周扬几个月未作表态,1948年9月丁玲在胡乔木的支持下,书稿由新华书店东北分店初版。丁玲因此对周扬有了隔阂,也在情理之中。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开始之后,丁玲迅速联想到“一整胡风,我就预感到有人不会放过我的”。这种不祥之兆的产生,正是源于对文坛内部宗派因素的体认,而事后发生的一切,却无情地证明了丁玲预感是对的。

对于丁玲1955年以后开始的长达二十余年的悲剧命运,周扬作为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领导者,在文革中也遭到了厄运。

1979年初,丁玲回到北京后,在日记中仍然多次表现出对周扬的不满和反感,态度相当激烈。1月26日晚,丁玲写道,在“电视中见到周,依然昂头看天,不可一世,神气活现。谣传将出任部长”。2月27日,“读着周的大文,仍然是空话大道理连篇”。

三是1979年5月9日下午,作为受害者的丁玲却出乎他人意料地拜访了曾经作为施害者的周扬。丁玲一行三人到了二楼周扬住的病房。丁玲说,前几天听说你住院,并且一两天内要去日本,所以特来看望。接着,她又问了周扬的病情,表示慰问。

周扬说,在文革中把他打成假党员,把他的耳朵也打聋了。又说,夏衍的腿也被造反派打坏了,现在也在这个医院里治病,建议她顺便去看看。丁玲与周扬谈了大约半个小时,就起身告辞了,周扬一直把他们送出走廊。丁玲到楼下去看夏衍,见他那儿人很多,只打了个招呼,互相握手问题一下,就告辞了。

丁玲主动去看周扬,这一大度的举动中所包含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外人是很难知道。不过,这大概与周扬此时对自己以往做法的反省、忏悔有关。1979年3月,在《文艺报》座谈会上,周扬“讲到那场反右斗争他如果不执行,自己必然会首当其冲地被打成右派的身不由己的过程。他讲得诚恳而沉痛,流着眼泪向受害的同志道歉”。也许丁玲以为他真的痛改前非了,因而想借这个机会去亲耳听听他的道歉,去听听他亲口告诉她,五十年代的事他做错了。只要这样,她和周扬在度尽劫波以后,也就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了。但是,丁玲的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

作为受害者而主动去向周扬示好,这对要强、好胜的丁玲来 说是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的,而周扬却没有向她做出相应的反应,这就不能不使她感到失望。

周扬晚年多次坦白地解剖自己,多次向包括冯雪峰、胡风等在内的受害者道歉,但对受害很深的丁玲却没有表示过歉意。直到1984年中央给丁玲的历史重新作出结论时,还持不同意见。因此,丁玲至死对他也不能原谅,是可以理解的。

周扬也是复杂的。他虽然在丁玲问题上仍然有“左”的一面,有失误的一面,但从总体上来看,他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所扮演的却是一个先锋的形象、一个不懈的探求者的形象。在文艺界,那几年周扬也是“那样如同老母鸡保护小鸡一样的以保护文艺新生一代为己任”。而丁玲对高扬思想解放大旗的周扬进行反驳,这样,她就把自己逼到了对立的一面。于是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机,对周扬进行了反击。

1983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号召“清除精神污染”,积极开展对人道主义、异化论等批评、斗争的消息。可以想见,“当差不多是她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的时候,当她的对手周扬被证明是犯了鼓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错误,从而使党的信赖易手的时候,她该是多么快乐呀”。于是,在这种背景的心境中,她迅速向媒体发表讲话,就“清污”问题公开表态。由于情绪激动,其中有不少夸大、偏激之处。这些不甚明智的举动,效果适得其反,损坏了丁玲自己。

在1984、1985年之交召开的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对周扬和丁玲的评价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366名作家联名给周扬写慰问信。而正是这个会上,丁玲却遭到了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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