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也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纣王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坏，只因为他是亡国之君，所以天下的人就把所有的坏事都归到他的头上。

这句话点名了我们民族特有的历史观——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要么是“神”，要么是“鬼”。于是塑造了文武周召、孔孟程朱等“神”，生来非凡，完美无瑕；产生了夏桀商纣、秦始皇、曹操、秦桧等“鬼”，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坏得不能再坏了。

隋炀帝杨广，无疑是被归于“鬼”的行列。但事实上却非如此，真实的隋炀帝是文武双全、雄才大略、功业卓著的皇帝，只不过他的所作所为，不符合中国人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标准，加上他的继任者唐朝的主观定性，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受到世代的厌恶和唾弃。

功业卓著

完成国家统一，功高盖世。公元589年，年仅20岁的杨广被拜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51万大军南下攻打陈朝。在他的指挥下，隋军突破长江天堑，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在灭陈朝后，隋军对百姓“秋毫无犯”，对陈朝库府资财“一无所取”，博得了百姓的广泛赞扬。“天下皆称广以为贤”。灭陈朝，标志着国家统一，结束了上百年来中国分裂的局面，终止了四百多年的战乱时代。

修建大运河，利在千秋。隋炀帝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修建南北“大运河”，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扩大和畅通了水运交通，为经济发展繁荣奠定了牢固坚实的基础。举全国之力修建如此浩大的工程，历史上有此大手笔、大气魄者，除了秦始皇修长城，就只有隋炀帝了。

开拓疆土，扬名四海。隋炀帝崇尚武力，不断征伐四方，开疆拓土。公元605年，大败契丹，俘虏4万余人，阻止拖延了契丹的崛起强大。公元608年，灭了吐谷浑，开拓疆域数千里，第一个在新疆设置郡县。公元609年，亲率大军西巡，历时半年之久，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威震各国，畅通丝绸之路，彰显了国威。

开创科举，选拔人才。公元506年，杨广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以此选拔人才。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大影响极其深远的大事，为历朝沿用，影响深远。科举制度的创建，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为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机会。

隋炀帝统治的前期，财富丰盈，人口不断高速增长，社会繁荣昌盛。《资治通鉴》记载：“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形象扭曲

但是，在民间，隋炀帝的面目却是最丑恶的。老百姓把人类所能有的全部邪恶品种都给了他：淫荡、贪婪、狡诈、阴险、自私、冷血、残暴、血腥、昏乱……他犯下了几乎人类所有能犯下的罪行：“谋兄”、“淫母”、“弑父”、“幽弟”、“逆天”、“虐民”……

而这些歪曲，大都来自野史，在正史中并无证据。现在还流传着的《隋炀帝艳史》等传说，更是无稽之谈。隋炀帝十四岁与江南大族之女萧氏结婚，直到他去世，始终与元配如胶似漆，情投意合，这样感情专一的君主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隋炀帝在位14年，呆在宫中时间只有4年，其余大部分时间全部花在视察各地巡游的途中。

唐太宗李世民评价隋炀帝说：“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

唐朝灭了隋朝，胜利者唐太宗李世民如此评价失败者隋炀帝李广，可以理解，算是正常。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所以唐朝撰写的隋朝历史，难免会添油加醋，强调其丑，不彰其美。

当然，隋炀帝也有过错。他急于求成，太想建立伟业，所以用民过重，急功近利，修建大运河，伤民大重，损伤国体；出征辽东，连年征战，给百姓带来沉重的兵役负担，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他过分自信与轻敌，导致第一次征高丽失败后陷入战争泥潭，最终导致兵变。为了逃避沉重的劳役和赋税，各地百姓不堪压迫，纷纷起义造反，为隋王朝的覆灭埋下伏笔。

格格不入

功业卓著，却被后人视为暴君，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最根本的原因，隋炀帝的个性和作为，不是传统文化欣赏的类型，得不到民族基因的认可。

中国文化的底色是贫困和战乱，是最排斥欲望的。荀子说：“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欲望”、“多求”和“好动”一直被认为是引发社会不安定的危险因素。朱熹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满足自己的温饱是一个人的权利，但在达到温饱后奢求美味，就属于罪恶。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最好的政治是保持稳定，稳定高于一切，“清静无为”是最高的政治境界。如果把社会束缚在固定的轨道上，使天下世世代代一成不变地按照圣人规定的礼法原则运转，那是一个国家最理想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