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后，中国军队伤亡过半，许多人对抗战前途生出悲观情绪
自1937年7月，至1938年11月，中日军队先后经历了淞沪、太原、徐州、兰封、武汉等诸多大型会战。甚至不得不掘开了黄河，以延缓日军攻势。据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统计：
“自去年七月（1937年7月）至本月（1938年11月）死伤官兵，第一期四十四万七千，（由开战至南京失守。）第二期（自南京失守至徐州失守）死伤官兵三十四万二千。第三期(自徐州失守至本月二十日）死伤官兵二十五万四千，总计一百○四万四千，内官长伤二万七千百余员，死一万三千五百余，士兵伤六十六万九千余，死三十三万四千余，即伤与死之比为二与一，官兵伤亡之比为一与二五。自开战至本月二十日，共计补前方兵员为一百九十四万七千余，（其川、滇、桂、晋、冀、鲁各军自行补充者尚未计及。）”①
开战之前，国军总兵力为207万。②至此，其伤亡（104余万）已然过半。至于所补充者，多系毫无训练之新兵——此点，中、日有所不同。日本战前已有完备的义务征兵制度，故其所补充之“预备兵”、“后备兵”，均受过良好训练；中国则因军阀割据，部队被视作个人政治资本，重私人关系的募兵制盛行，重国家义务的征兵制则无法实施。
所以，当武汉会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有两大问题亟需马上解决：1、抗战究竟还有没有前途？2、如果有前途，那么，伤亡已到如此地步，后续的战略该如何调整？
大约从1938年7月份开始，国民政府内部，以汪精卫为首，有相当部分的人士已对抗战前途产生了悲观情绪。这种悲观情绪蔓延甚广，以至于汪精卫在1938年12月份秘密脱离重庆前往河内时，曾乐观估计将会有大批的国民政府地方实力派——包括云南、四川、广东、广西诸省——响应他的旨在“恢复中日和平”的“艳电”。如何阻击这种悲观情绪的蔓延，成了摆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军高层的一道难题。而阻止这种悲观情绪蔓延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拿出新的可行的抗战方略。
于是遂有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
参加南岳军事会议的陈诚（右）与薛岳（左）
南岳会议第二天，蒋介石尖锐指出国军存在“十二大耻辱”
自1938年11月25日，至11月28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只开了四天。但这四天，攸关整个抗战大局。
鉴于连续15个月的军事失利，政治文化中心上海、南京、武汉相继失守，逾半国土沦陷，蒋介石第一天的开幕词，主要是在给与会的百余名师以上将领灌输抗战必胜的信心。蒋首先指出，这场战争，迄今为止，在大的战略上仍是正确的，“就一时的进退看表面上我们是失败了；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说，……我们已经依照我们预定的战略，陷敌军于困敝失败、莫能自拔的地位！”——所谓的“预定的战略”，乃是指将日军自华北引至长江流域。蒋认为，若在华北与日军决战，“那我们的主力或许早就被敌人消灭”，“所以……一定先要引诱他到长江流域来。现在我们这种战略的布置已经完成。”
但军事的失利、部队的伤亡，终究是难以回避的现实。所以，蒋又长篇大论，向与会将领细细讲述了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乱时坚忍不拔的精神——“当曾文正公在衡阳开始训练水师时，武汉早已被太平军占领，岳州亦已陷落，而在湘阴附近一战，湘军更是遭受全军覆没的惨败，……但是他……无论处境如何困难，旁人如何讥笑，他能够忍耐，能够励志，这种艰苦忍耐百折不回的毅力，是我们高级将领最重要的一种修养，亦就是我们今后抗战要转败为胜的基本精神。”③
经过第一天对士气的鼓舞，次日，蒋的言辞开始变得尖锐起来，并细数了国军所存在的十二大耻辱：
“1、阵亡官兵多暴尸战场，乃我军之耻辱一。2、伤兵病兵有流徙途中（如乞丐），乃我军之耻辱二。3、士兵逃亡，不能防止，乃我军之耻辱三。4、军行所至，民众逃避，乃我军之耻辱四。5、谎报军情，不负责任，乃我军之耻辱五。6、一线式阵地不能改正，由于指挥官能力缺乏，乃我军之耻辱六。7、不能贯彻命令，不能达成任务，为抗战挫失之总因，乃我军之耻辱七。8、不能抽调部队机动使用，乃我指挥官缺乏胆识与决心，为我军之耻辱八。9、规避责任乃军人自私自利，贪生怕死，为我军之耻辱九。10、缺乏秘密性能，战术上因受无上的损失，乃我军之耻辱十。11、谍报与侦探不健全，接战不知敌队番号，乃我军之耻辱十一。12、监视封锁不严密，阵地附近发生敌探与汉奸，乃我军之耻辱十二。”④
27日，蒋又重点评价了日军的九大优点：1、勇往直前，不顾前后左右之攻袭，誓死达成任务。2、富有研究能力与仿效性，擅长情报搜索分析。3、贯彻命令。4、各部队各兵种均纵横联络，密切协同，结成一体。5、幕僚精明强干，指挥部健全有力。6、官兵忍苦耐劳。7、交通通讯健全敏捷。8、忠君爱国、团结一致。9、纪律极为严肃。⑤
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会址“南岳圣经学校”
此次会议，制定了新的抗战大方略，也总结了具体的新的抗日战术
28日，蒋拿出了其与军委会酝酿已久的新的抗战策略。蒋宣布，抗战自此，进入第二期战略相持阶段。该阶段的当务之急，乃是：“将全国现有部队之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等到第一批整训完成，仍调回前方作战，或担任游击，乃换调第二批到后方继续整理，第二批整训完毕，再依次抽其余未经整训的部队。每期整训期间，暂定为四个月，一年之内，即须将全国军队一律整训完成。”⑥
该策略有两个核心，1、整训部队；2、用三分之一的全国兵力开展敌后游击战。白崇禧后来在回忆录中如此评价这一策略的实施效果：“民国二十八年，改订战斗序列，遂设立冀察、鲁苏两游击战区，将正规军开至敌后游击，且规定各战区应以三分之一兵力，于本战区内担任游击任务，化敌后方为前方。是时，沦陷区民众闻风而起，纷纷加入游击队，发展至为迅速。当时，沦陷区之内几大部为我占领，使仅控点线之敌人穷于应付。”⑦
最后，蒋向与会将领们介绍了“一个消灭敌人最有效的战术”。蒋说道：
“我们将来要消灭敌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战术战略上都要能够迂回包抄敌人，来切断敌人后方的交通，断绝敌人一切接济，使他后路断绝增援，战车没有汽油的接济，枪炮没有弹药，官兵没有食粮，通讯完全封锁，使他必趋溃灭！例如我军在鲁南台儿庄与德安万家岭两次大胜利，都是我忠勇将士，不惜牺牲，能运用这种迂回包抄战术的收获。……这一个战术，我们行之已见实效，希望各位高级将领和高级司令部参谋人员，特别注意研究，确切实施，以树立战术的基础！”⑧
蒋所说的这个“战术”，实际上是军委会根据一年多以来与日军交战的教训，所总结出来的一套应对之策。在第一南岳会议之后，该战术被推广至全国各战区，日后九战区之“长沙大捷”、六战区之常德会战等著名战役，均是该战术精神的变种。对其精髓，陈诚曾如此总结：
“国军为抵制敌之战术攻势，曾创一以劣势装备抵抗强敌之典型法，即阻绝前地交通，改变地形，延长敌后联络线，逐次消耗之，然后依正面之强韧抵抗，转移主力于两翼，同歼敌人于预期之地点；所有自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之历次会战，皆依此而获得极大之战果。”⑨
实际上，该战术在武汉会战期间已略具雏形，且颇具成效。苏联军事顾问团曾撰写过一份关于武汉会战的总结报告，其中说道：经过此役，“军官和将军的战役战术素养有了提高。军队学会了顽强防御和对敌人实施猛烈的突袭。……在徐州战役中，日军各部队的战术推进速度为每昼夜l0-20公里，而在武汉战役中则不超过2—3公里。战役范围的推进速度下降更多。如果说日本人在战争第一年推进了1100公里，那么在第二年上半年推进不足300公里。战斗损失也能说明中国军队作战技能的提高。如果说在沪宁战役中，中国军队与日军的损失之比是5：1，那么在武汉战役中彼此损失相当。”⑩该报告在南岳会议召开前夕被送到蒋介石手中，无疑也在相当程度上鼓舞了其抗日的信心。
第一次南岳会议，在抗战胜利之路上的地位，长期被忽略。但恰如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所言：“第一次南岳会议时恰值15个月的失败的余波中，而丧失了中国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尤其意义重大。……这次会议召开之时，许多人都必须在蒋介石号召继续抗战和日本提出的妥协和解之间做出抉择，第一次南岳会议的一个目的，便是表明胜利还是可能的。”（11）
南岳干部训练班部分教员（右二乃叶剑英）
注释：
①徐永昌日记，1938年11月28日。②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中研院近史所，2012，P270—272。③蒋介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一），1938年11月25日。④蒋介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二），1938年11月26日。⑤蒋介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三），1938年11月27日。⑥蒋介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四），1938年11月28日。⑦《白崇禧口述自传》（上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P213。⑧蒋介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四），1938年11月28日。⑨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述》。⑩（俄）卡利亚金，《着陌生的道路 1938-1939 一位苏联驻中国军事顾问的笔记》，解放军出版社，2013，P260。（11）（英）方德万（Hans J. van de Ven），《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 1925-1945》 ，三联书店，2007，P328-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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