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海军学校中等生：北洋海军

北洋海军，严格地说，应该是大清海军的北洋舰队。在当时看，是一个奇迹，让世界惊叹，更让日本人打起十二分精神对付的奇迹。在甲午战后，有人说，这支装备精良，吨位巨大的舰队，只是一个泥足巨人。其实，就战争表现而言，它并非一无是处，及格线肯定达到了。只是日本海军表现更好，他们是英国海军学校的优等生，而中国的北洋海军，则是中等生。中等优等，不是说他们在留学时的成绩，而是后来的表现。

其实，在中法战争之前，中国的四支海军，北洋不是实力最雄厚的，比福建强，但比不上南洋。军舰的排水量普遍比较低，舰只数量也少。所以，当朝廷要北洋和南洋增援台湾时，北洋迟迟不敢行动，一直拖到战争结束，不了了之。但是，在战前李鸿章已经在德国定制了两艘战列舰，镇远和定远号。这两艘排水量达7300多吨的巨舰，在亚洲还是仅见的。德国人的严谨和认真，加上监工的中国工程师徐建寅的较真，使得这两艘军舰的坚固程度，达到了令人生畏的地步。再加上后来李鸿章又添建的一艘2300吨的济远号巡洋舰，所以，北洋海军的潜力显然要大于其他的舰队。

中法马江之战，摧毁了福建海军，也重创了福州船政局。战后，作为强人的曾国荃调任两广，南洋海军没有了主宰。而西太后那拉氏，需要筹备她的六十大寿，需要大笔的银子，势必要跟举国上下扩建海军的需求有冲突。在没有强劲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经过李鸿章的力争，朝廷只批准北洋海军可以适度扩建，别的嘛，需要先等一等。于是，全国好的舰只，都集中到了北洋，而从国外新购的军舰，也都给了北洋。当年福州船政学堂送出去学海军的人才，也先后都被李鸿章收罗起来，成为北洋舰队的骨干。中法战争，国家不幸北洋幸，成就了北洋海军一枝独秀。必须提的是，自中法战争之后到甲午战争这段时间，北洋海军一共获得的经费达到两千多万两，其中四分之三，是来自各省的厘金收入和海防捐。虽然说，部分是由于李鸿章之能，才能得到这么多的拨款，但客观上，的确是清朝以举国之力，在办北洋海军（当然，这笔经费，其中有一部分是被挪用给了西太后修颐和园，筹办西太后的六十大寿）。在甲午战前，北洋海军敢于到日本去亮肌肉，没点儿本钱，肯定没这个勇气。

中国是个人治社会，因人成事，因人废事，政治，每每带有主事者个人的印记。在清朝的近代转型时期，中央权威下滑，汉人精英崛起，所有的改革，个人因素占的份额相当的大。别人办不成的事，落到一个强人手里，没准就可以办成，别人弄不到的钱，强人就可以弄到。这个强人，如果还是个明白人，那么转型时的事业，成功的概率就比较高。诸多官督商办的企业，只有李鸿章麾下的成功概率最高，这跟李鸿章个人明白事理，幕僚中能人较多有关。同样，虽然说中法战争之后，几乎全国的海军资源都进了北洋，但在李鸿章手里，北洋海军也的确创造了奇迹，一时间，成为亚洲的翘楚，为世界瞩目。在曾国藩之后，整个大清朝，李鸿章已经成为首屈一指的人物，凡诸洋务大事，非他不可。当然，北洋海军也因此打上了他个人的印记。

一支舰队，必须有海军基地。在中法战争之前，这样的概念，并不存在于那些张罗建立海军的地方大员脑海里。但是李鸿章筹建北洋海军的时候，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实际上，他为北洋海军建了三个基地。主要的两个，一南一北，南则威海刘公岛，北则旅顺。这两个基地，都是天然良港。一个在辽东半岛，一个在胶东半岛，正好扼守渤海，拱卫京师，让北京的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奕譞和老佛爷西太后看着放心。当然，比较起来，就港口条件而言，胶州湾，即今天的青岛港要更合适一些，但李鸿章却执意看上了刘公岛。不仅把此地建成北洋海军的司令部所在地，而且是两大基地中，拥有维修和补给功能的一个。而北洋大臣所在地的天津，则成为事实上北洋海军的另一个基地，拥有大沽炮台、船坞和天津机器局，用来主要生产北洋海军所需的炮弹。在天津，还建了北洋水师学堂，作为北洋海军的官佐培养基地。这样，以他自己驻节的天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中心，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网络。

说良心话，这两个海军基地，选址还都不错，从李鸿章给奕譞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西方国家选择海军基地的通行做法是了解的。虽然在胶东半岛，可能港口的条件胶州湾更好一点，但在当年，胶州湾还是一片荒芜，而威海已经是个不小的城市了，选择威海刘公岛也不算错。为了兴建这两个基地，李鸿章请了国外的工程师，按照西方的标准建设，凡诸码头、船坞、海防炮台，都是一流的，连炮台上的海防大炮都是最先进的。当然，所谓的海军基地，更主要是为了方便出击的。海军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海战，争夺海权之用。再好的海军基地，其防卫功能再强，也不可能建成一个四面皆可以坚守的堡垒。如果舰队龟缩在里面，靠海岸炮台来保卫，那么再好的基地，也是废物。后来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吃亏，就吃在这里。

北洋海军是以英国海军作为模板来学习的。此时，中国对西方已经有所了解，知道西方海军最好的是英国，陆军最好的是德国。选择学习英国，有《孙子兵法》法乎其上的意思在。李鸿章特聘英国皇家海军上校琅威理（初聘时为中校）为北洋海军的总查，在中国，有提督衔，跟舰队司令（提督）丁汝昌平级。此外，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的英国海军教练团，进驻北洋海军。由于北洋海军主要舰只的舰长（管带）都是当年学海军的留学生，所以，双方沟通良好。

一艘大型军舰，在当年就是一座浮动的海上工厂。要让对现代大机器一无所知的中国海军士兵，从无到有，掌握操作技术，成为一个合格的水手，同时也让那些刚出校门的海军学生，成为一个合格的海军官佐，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此前中国的海军，有的军舰连轮机都操作不了，通讯的旗语也不明白。北洋和南洋舰队相遇，差点儿出误会。各个舰队，只靠临时招募的外国水手和军官上舰教练，教会中国水兵如何操纵军舰，非常杂乱，不成系统。一艘军舰上，有人学的是英国人，有人学的是德国人，甚至法国人，连口令都不一致。严格地说，中法战争之前，中国虽然有了海军，但只是有了一些新式军舰而已，事实上并没有海军。所谓的北洋、南京和福建海军，只是一些浮动的炮台。如果招的兵来自渔民还好，如果来自农民，将他们训练成不晕船，能在船上行走如飞，上帆解缆的水手，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英国人琅威理，是个具有职业精神、认真负责的教练。他前后在北洋海军待了6年，由于舰队司令（提督）丁汝昌不懂海军，所以，日常的事务基本都是他在打理。在他的手中，北洋海军有模有样，渔民和农民，像个水兵了，军官也像海军军官了。从射击、管轮到打靶、编队训练，都很像那么回事。即使英国教练不在，各舰的管带也可以经常带舰出洋，巡行国内各个海口，远至东南亚。李鸿章和海军衙门大臣主持的两次海军大阅兵，北洋舰队都表现不错，阵列整齐，打靶有准，而且声势浩大，军容严正，给朝中大臣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但是，学会了基本动作之后，中国人国产化的呼声就开始高涨。英国总教练和北洋舰队自丁汝昌以下各级官佐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1890年3月北洋舰队在香港发生撤旗事件，丁汝昌不在，舰队副司令（总兵）定远号管带刘步蟾降下提督旗，升起他的旗，表示他才是此时舰队的最高长官。但琅威理认为，按照海军的惯例，他的军衔（提督）比刘步蟾高，丁汝昌不在，提督仍在，提督旗不能降。因为此前琅威理多次单独带舰队行动，都是升的提督旗。双方之间，官司打到李鸿章那里，李鸿章居然支持了刘步蟾。随后，琅威理离开了北洋舰队，而且英国也拒绝再派人来接替琅威理。北洋舰队从此就结束了外国教练掌控局面的日子，完全中国化了。大概，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学成毕业了。

的确，北洋海军成军，而且舰队可以远行大洋。单7艘新式军舰，总吨位达27370吨，其中两艘7000吨以上的战列舰，在亚洲首屈一指。而近邻日本只有5艘铁甲舰，其中只有两艘比较先进一点，总吨位只有15763吨，相比之下中国海军的优势明显。在李鸿章看来，即使这支海军可能还不足以对抗英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但震慑日本，已经足矣。

2

制度的变革：《北洋海军章程》

洋务运动没有制度变革，已经成为史学界的一种共识。其实，这种共识并不靠谱。大的政治制度固然在这一时期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小的变化还是有，比如总理衙门的设置。勇营制度，也是对八旗和绿营兵制的改变，至于新式的海军，由于从零开始，要想成军，非引进制度不可。因为，清朝以往只有水师，水师即水上绿营。所有的船只，都只能在近海和内河缉捕之用。后来湘军设置水师，也是内河的中世纪水准的水上战斗部队，其编制跟陆上的绿营相似，没有反映舰船的特性。

新式的海军，要有舰船的动力和机械维系体系，即技术部门；还要有指挥驾驶体系，即驾驶部门；还要有火力体系，即战斗部门。一艘较大规模的军舰，等于一座工厂。需要单个兵种的技术，更需要整体的流程、工序，也需要三大体系之间的协调和统一指挥。军舰是从西方买的，或者模仿西方制造的，那么，军舰上军人的制度，也必须照抄西方。

出于法乎其上的考虑，北洋海军的制度，抄的是英国。请的教练，也是英国人。按照英国的惯例，北洋海军，将军官和士兵分为两个系统，军官分为作战官和艺官（技术）两种，艺官是管轮等技术官佐，而作战官则是管带和大副、二副、三副。无论作战官还是艺官，都得从专门学校毕业，受过专业教育。这一点，跟绿营大不一样，跟淮军也不一样。现代化的军舰，伺候一座充满机器的大工厂，一个萝卜一个坑，不像陆军，还可以做南郭先生充数，在这里，除了司令部之外，舰上没有容纳混饭吃的，什么都不懂，要想做负责军官有点难。士兵则分水手、炮目和兵匠。兵匠属于技术兵，负责舰上所有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从烧锅炉到管轮机，到负责枪炮鱼雷、电灯、信号、油管、水管，等等。这样的技术兵，一般都得从工厂里才能招到。而水手和炮目，则是一个系列的两种士兵。水手分一、二、三等，熬到一等水兵，就有资格做炮目了。而三等水兵，则由预备兵练勇补升。北洋海军最初的水手和炮目，除了少数老兵之外，都是从练勇中选拔出来的。而练勇最初的选拔，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年龄在16—17岁，身高4.6尺以上，出身良好，无犯罪记录，识字，应募之时，需要自己书写姓名。应募者必须有家乡父老出具担保，签订保结。每个练勇，都得经过严格的体检，由各舰的管带，亲自考察合格，才能录用。练勇名额为250名，常年训练。但后来逐渐松弛。人员也增加到1千余人。

最难接轨的，是军衔制度。英国海军，有着西方近乎通用的军衔，从将官、校官到尉官。相应的军职，有相应的军衔。作为一种绅士的荣誉，也作为一种等级服从的标志。但是，中国军队没有这个东西，倒是有一些皇帝赐给的荣誉头衔，比如巴鲁图之类，但过于单一，没有等级。原来，清朝的武官袭承明朝，武将官阶，有提督（从一品）、总兵（正二品）、副将（从二品）、参将（正三品）、游击（从三品）、都司（正四品）、守备（正五品）、千总（正六品）、把总（正七品）、外委、额外外委等等名目。名义上，跟文官类似，但地位和权势却差得很远。也就是说，武官不值钱。不值钱的武官，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各个督抚的军功保举大泛滥。有提督衔的人近万，总兵、副将什么的，车载斗量，不可胜计。而清朝实际的提督缺位，不过十几个，总兵几十个。所以，在湘淮军里，很多人实际的官职，不过是千总把总，却都有提督和总兵衔。左宗棠的亲兵，一色儿的提督衔，一色的黄马褂。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比较理智的政府，理应废除这种滥羊头的官衔，另起炉灶。但是，北洋海军却没有办法这样做，只能将就这些臭大街的官衔，设计海军的军官制度。绿营兵制，提督为节制一省绿营的首领，总兵直辖的军队称镇，副将统辖的军队称协，从参将到守备，都属于营官，带一营的军队。而北洋海军则参照这一体制，舰队设提督一：丁汝昌，总兵二：左翼总兵林泰曾、右翼总兵刘步蟾。这两位又兼任镇远和定远号战列舰的管带（舰长）即两个分舰队的司令。其下共有5个副将、3个参将、7个游击、21个都司、46个守备，其余千总、把总、外委千总、外委把总则不可计数。担任管带（舰长）的，既有总兵，也有副将和参将。至于大副、管轮之类，则为游击、都司、守备不等。另外，在士兵和军官之间，北洋海军还设置了仿造英国海军军士的官职“弁目”，有炮弁、水手总头目和寻查。这些中国式的军士，例有士兵升任，最高的官衔，可至实缺的千总。

无疑，这样的军官等级制度，很具有中国特色。但更有中国特色的，是另外一条。《北洋海军章程》规定，北洋海军设提督一员，统帅全军，负责具体的训练和日常事务，但却只归北洋大臣节制调遣。其他大员，如无朝廷的明文，不得调遣和指挥。引进制度的时候，清廷已经成立了海军衙门，好多沿海省份地方大员，都名列海军衙门大臣。北洋海军，不是李鸿章私人的，所有的经费，大部分都出自户部，结果，这支舰队，却只听李鸿章一个人的。无疑，这是自湘淮军以来，中国内轻外重政治格局的延续，也是督抚专权政治的延续。对于李鸿章来说，北洋海军，至少有一半是他的。为了保证这个李鸿章特色，北洋海军提督，必须有一个根本不懂海军的淮军骑兵出身的丁汝昌来担任。哪怕他由于是棒槌，无法发号施令，缺乏威望，但这一职务，非他不可。

当年勇营（湘淮军）起家时，套用的也是绿营的官阶，但实际内容，由于不符合各省驻防的体制，已经大有扞格。到了建设北洋海军时，依旧得采用绿营体制，问题就更大。特别是，这样的体制，已经被太平天国战争冲击得一塌糊涂，高官头衔满天飞的时候，后果就更加严重。首先，这样的官衔，已经起不到增加海军军官荣誉感的作用。几艘主力舰的管带，也无非是总兵、副将、参将，而一些炮舰的管带，只能是游击和都司。反过来绿营和湘淮军里面的实缺把总，都有可能是总兵和副将衔的。碰到一起，论起来，一点儿尊严都没有。其次，总兵、副将和参将什么的，原本就是官衔，但现在舰队里的管带，有的是总兵，有的是副将参将，听起来就乱。对于一个需要严格等级服从的军种，这不是什么好事。

这样的制度，实际上是在无法碰触现存的军事制度的情况下，将一个现代化军种的制度，硬嵌进到了老的体制中，未免方凿圆枘，磕磕绊绊的。

《北洋海军章程》也具体而详尽地规定了海军的具体行为规则，具体的训练标准。海军的各种仪式，舰上舰下，军人的行为标准，都得从英国人那里学，但是，唯一学不了的，就是服装。世界的海军军服，尤其是水手服，是英国人首创的，但是，比着学习英国人的中国海军，却偏偏不能用这种服装，军官依旧顶戴花翎，士兵也还是淮军的勇营样式，尤其不能剪掉很碍事的辫子，人家戴帽子，我们只能是包头。服装无法照搬，但是，训练则一本英国海军的规则，分成共同科目训练和专门训练两种，详尽地开列出来。所谓共同科目训练，就是做海军的基础训练，比如条令、枪炮、游泳潜水和损伤管制等等。专门训练就是根据各个部门的分工进行的专业训练，比如轮机操控、帆缆训练、通讯训练、操炮训练和鱼雷训练等等。对于舰长和大副二副三副，还需要进行单舰操控训练和编队训练，即掌握单舰作战和多舰编队作战的能力。当年的海军，作战主要的武器是舰炮和鱼雷，所以，如何让自己的军舰火力充分发挥作用，尽量避开敌人的攻击，尤其是鱼雷攻击，至关重要。在编队作战时，一边要注意不能误伤自己人，一边又要考虑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火力，是个需要专门训练才能掌握的技术。这样的训练，只有制度化，法律化，才能使海军像海军，方能发挥海军的战力。

然而，我们看到，尽管北洋海军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学习英国，让自己名副其实，像个海军，但是，在制度引进过程中，还是由于中国的所谓特色，出现种种的扞格，不得不变通，这种变通，不是让海军在中国化的方向上变好，而是留下隐患。制度规定的训练标准，一旦主事人精神松弛，倾向于走形式，那么训练也就走了形式。反观中国的对手日本，同样引进的是英国海军制度，不仅全盘照抄，连服装都一摸一样。连天皇的儿子都穿上了水手服，水手服一度成为军国的象征，相当时髦。在学习态度上，日本人学得认真，一丝一毫不走样，有时，认真到了教条可笑的地步，但你不能不说，人家学得的确比我们好。

一个学堂，一个老师，学得不好的，就是考不过学得好的。考场，就是战场，战场就是考场。

3

水师学堂

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中国的军事变革，是一条现代化之旅。无论陆军还是海军，这样的变革，都得学习西方。西方的现代军队，军官和士兵，都要经过培训，而军官的教育培训，尤其重要。尤其进入后装快枪时代，陆军军官，基本上都得经过专门的学校培训，以掌握快速发射枪炮时代必须掌握的技战术。然而，中国的勇营，在换枪之后，军人觉得后装快抢比前装枪更容易掌握，反正需要对付的敌人，无非是国内的造反者，对方只有冷兵器，只要几排枪打过去，就打散了。什么战略战术，操枪操炮的技术，都用不着。所以，军官学校，迟迟不能建立，即使勉强成立了，培养出来的军官生，军队也不稀罕。但是，海军不一样，新式的军舰，就是一座工厂，技术含量很高，如果军官没有经过培训，那么到了舰上，寸步难行。所以，中国人在买了新式军舰之后，开始的时候，只能高价聘请外国人来摆弄。阿思本舰队，给了清朝政府一个教训，后来的海军建设，必须得先学怎么驾船，怎么摆弄船上的枪炮。

严格说，福州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还不能说是海军学校，因为它的主要使命，是培养舰船制造的技术人才，所以，在开始的时候，这所学堂被命名为求是堂艺局。其中的驾驶班，只占其中一小部分，即便如此，也主要是学轮船驾驶，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中型初级驾驶学校。但是，这所建立于1867年的新式学堂，还是为中国的海军，培养了一批最初的人才。其中的佼佼者，由于被选送英国留学，回国后，成为北洋海军的骨干。

真正意义上的海军学校，是北洋水师学堂。虽然中国当时建的海军是西方式的海军，但中国的海军，还被习惯性地称为水师。直到现在，北洋海军已经自称为海军了，但人们还是叫它北洋水师。北洋水师学堂成立的时候，北洋海军，还没有成型，所以，这个学堂，只能是水师学堂。

明明是海军学校，却要叫水师学堂，因为清朝在传统上，只有水师，没有海军。这不是一个称谓的问题，背后，体现的是一个特别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新的东西，每每要被旧的压着，戴一顶旧帽子才能存活。

天津水师学堂，是跟北洋海军配套的。自打李鸿章着手兴办海军以来，就意识到必须办学校了，否则，海军的官佐没地方找。从1879年，李鸿章开始筹办，到1880年8月，学校动工兴办，次年8月，学校落成，一共花了一年多时间。最初，李鸿章兴办这所学校，主要是考虑到当时中国只有一个福州船政学堂，招收的学生，都是福建人。关键是，这所学堂不是他的，他要办一个属于自己的海军学堂。从一开始，中国的新式军事教育，就带有地域和派系色彩。

天津水师学堂，盖得很漂亮，校舍宽敞，宏丽，校园花木掩映。格致（数理化）和专业课程，基本上都是聘的外国老师，个个都是李鸿章通过驻外使馆招来的。课程设置，开始跟福州船政学堂相似，只是去掉了造船，以驾驶为主。后来，又将天津原来就有的水雷电报学堂合并进来，组成水师学堂下面的管轮学堂。再后来，逐渐加上跟海军有关的所有项目，变成了真正的海军学校。即便如此，这所海军学校也必须设置足够多的中学课程，不仅要教汉语，还要教经学和中国古代兵法。在那个时代，所有的新学堂都必须如此，否则政治上就不正确了。

天津水师学堂学制5年，招收13岁以上、17岁以下、读过书的良家子弟，不论任何籍贯，均可报考。李鸿章以自己的名义，出了一个招生告示，说是只要录取了，每名学生每月的津贴4两白银，八口之家都可以得到温饱。还说，从前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现在已经有官至二、三、四品的了，言外之意，我们这所学堂，毕业生出息肯定比他们还要好。但是，水师学堂的招生状况，却比十几年前的福州船政学堂还要差。保守闭塞，风气未开的北方人，即使是贫寒之家，也不乐意让子弟去做海军。或者说，他们弄不明白这个学堂，到底是干什么的。而南方人要么信息不畅，要么不乐意跑那么远去读书。前来报考的，都是岁数偏大，想进学堂混津贴的。所以，第一期学员根本没有招满，幸好，正赶上留美幼童计划中断，被提前送回来的幼童，有十余人被塞进学堂，勉强凑足了三十多人，凑合着开学了。此后许多届，水师学堂的学额，都招不满。水师学堂各个专业，每个专业都可以开设三个班，招120人，但由于招生困难，一般都得凑两三年才能招一届学生，所以，水师学堂的上下届学生，不是一年接一年挨着的。水师学堂的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有相当时间的实习，直接上军舰做实习生。实习不合格，就不能毕业。

水师学堂设总办会办负责校务，设监督负责学生管理。下面的驾驶学堂和管轮学堂，也分设总办和监督，另外有一些办杂务的行政人员。每个课程，都设正教习一员，副教习若干。教习中，原来是外国人为主力，后来，留学生回国多了，中国教习也渐次增加。严复（严宗光）就是1880年来到天津参与水师学堂筹办工作的。学堂开办之后，他任驾驶学堂的洋文正教习。

海军衙门成立之后，随着北洋海军成为中国海军的重头，天津水师学堂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888年制订的《北洋海军章程》明确规定，水师学堂的学生，即为海军军官学生，明确了这个学堂培养海军军官的职责。学堂的各项规章制度，得以参照英国海军学校，加以完善。学堂的在校学习的学制，改为四年，毕业后，上舰实习一年，实习期满合格，通过考试，给予把总，即七品官资格。然后返回学堂重新学习6个月，考试合格，再枪炮训练船实习3个月，成绩优秀的，即赏给千总，即正六品官资格。其余的，依旧是把总，七品官衔。随即发往军舰效力，成为海军正式军官。从1886年起，就开始有学堂的毕业生进入北洋海军，此后，历届毕业生，或多或少，北洋海军总能得到补充。北洋海军的官佐，也大部分换成了自己的军官学校的学生。这所军校，对于中国海军的建设，作用显然要比陆军的学堂大得多。

天津水师学堂的学生中，最出名的，要数黎元洪，此人系水师学堂管轮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甲午战后，大难不死，进入陆军，做到湖北新军的协统（旅长），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起义的新军士兵成功之后，群龙无首，遂强推他出任都督。由此契机，进入民国之后，黎元洪做了副总统、总统。在武昌起义期间，外国记者采访他，发现他可以用英语跟英美记者对话。可见，水师学堂用英文授课，别的不讲，学生的英文程度还是可以的。

后来，清政府又在1887年办了广东水陆师学堂，在1890年办了江南水师学堂。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就曾经在江南水师学堂求学过。特别要值得一提的是，在广东水陆师学堂开办的同时，北京还办了一所专门招收满人贵族的海军学校——昆明湖水操学堂。关于这个学堂，我们以后专门会讲到它。

西方的国家军队，士兵来自于国民，军官则是绅士。中国虽然学西方，海军学得尤其卖力，但整个国家却仍然处于中世纪状态，没有国民概念，当兵，依旧是被人看不起的贱业，只有实在没办法的人，才会选择当兵。即使军校待遇优厚，在人们眼里，依旧是当兵，顶多是做武官，而武官，无论品级多高，都为士大夫所不齿。在这种情况下，海军军校的学生，根本做不了西方意义上的绅士，在世人眼里，还是大兵。所以，西方军校所能赋予毕业生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中国的军校无论如何都给不了。

事实上，不仅水师学堂的学生没有这种荣誉感，连教员，后来做到总办的严复，也没有。因为，严复有个族叔，是个举人，总是看不起他这个留学生，这个官拜四品的学堂总办，拿他当大兵。而严复呢，回到家乡，无论薪水有多高，在族人面前，却怎么也抬不起头来。所以，他在1885年花钱捐了一个监生，此后只要有机会，无论是福建省的乡试，还是顺天乡试，他都参加。为了准备科举考试，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学堂的公务，因此而马马虎虎。为了缓解紧张的情绪，严复甚至染上了鸦片瘾。连一向看好他的李鸿章，都因此而感到沮丧。但是，为了科举考试花费如此巨大的严复，一直到1905年科举废除，也没有得售。号称当年西学最佳的严复，如此看不开，就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根本看不起当兵的，留学生和洋学堂的学生，都没有地位。在那个时代，但凡叫个读书人，如果没有科名，人家就不当是绅士。在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下，军校，是不可能真正办好的。

4

北洋海军是个花架子吗？

由于北洋海军经甲午一战，全军覆没，所以，后世对这支海军评价不高。在多数人眼里，这就是一个花架子。这个花架子用自己的散架，不仅打了李鸿章一个响亮的耳光，而且证实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其实，在甲午战前，别说中国，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北洋海军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西方的报纸，几乎一致认为日本不是中国的对手。赫德与琅威理，都异口同声地断定，北洋海军会赢。

当然，自认为已经毕业的北洋海军，其实学得并不扎实。琅威理这个英国人，并不能一下子改变中国军人多少代人形成的积习。这个英国海军上校的确有本事，而且教得也非常得卖力。虽然说，海军的基本动作，中国人都学会了，管轮的可以照顾好机器，维修工可以维持舰船运转，掌舵的会掌舵，炮手会开炮，舰长、大副、二副、三副都会掌握军舰，带舰出行。但是，这支舰队，毕竟没有经过实战。平时训练，打靶不准，没有太大的问题，可为了迎接上面的检阅，海军将领们必须要玩很多花活儿，比如打靶的时候，预先告诉各舰靶标的距离，当然瞄准起来就比较容易掌握；编队布阵，事先将需要掌握的左转右转的轮舵分寸，次数要掌舵者牢记，届时按记的分寸操舵即可。这样做，检阅时的表现当然会很出色，甚至出彩，但李鸿章不知，这实际上等于摆拍。多少代，军队校阅，下面的应付，都是这一套路，只是这回北洋海军，将之用在了水上。

当然，我们不能说北洋海军完全是个废物。为了应付上面的检阅，当然要争取尽量好看，官兵们脸上有光，李鸿章脸上更有光。但不意味着北洋海军就不会瞄准开炮，不会释放鱼雷，不会排兵布阵。只是说，真的到了实战，这些动作做起来，效果会远不及检阅时候好。反过来，检阅如此，也会影响到后来的训练。尤其是在琅威理走后，较真的老外不在了，大家心照不宣，一齐开始马虎。不费太多力气，没有风险，却可以挣到训练的补贴，何乐不为？负责训练的舰队长官，对下面弄虚作假，先把标靶的距离告诉各舰的管带，中靶率高了，往上一报，他的脸上也有光。北洋海军，是一支没有经过实战的海军，上面的人，也都知道，而在当时，训练也只能做到打靶，演练编队，还不能实战演习。李鸿章和海军衙门中人，从来没想过用什么办法补救一下。

其实，北洋海军最大的问题，在于制度的疲沓。为了建设一支像样的海军，李鸿章引进了英国海军的制度，比照制订了《北洋海军章程》。但是，一个海军舰队实行的小制度，在大的制度文化环境没有变的情况下，很难维持其严整性。北洋海军有个习惯，舰队航行，无论白天夜里，旗语还是灯光信号联系，旗舰发出信号之后，接受的舰只，一定不会马上回答，一定得三番两次催促，才会应答。这样的毛病，居然就是改不了。至于其他的方面，也是如此。时间一长，人浮于事，拖沓，推诿，任人唯亲，应付上面，混弄下面，以及裙带作风，拉帮结伙的毛病，就都来了。特别是琅威理走了之后，丁汝昌不懂海军，不懂英语，而北洋海军的日常行动，全系英文口令，一个一句英语不懂的司令官，等于到了外国。所以，丁汝昌威望不行，政令没有人遵守，自然，舰队的纪律与训练下滑得非常厉害。军官纳妾，吃花酒，水兵嫖妓，甚至公然将妓女带到基地。当日舰队航行到日本长崎，因水手嫖妓跟当地人发生冲突，琅威理力主严惩水手，丁汝昌还不满意。各舰管带可以支配的公费，有一部分是用来购置机油，维修保养的，有些管带居然将之全部吞下，害得军舰上大炮生锈，机器零件锈蚀。这样的烂事，很快就败坏了北洋舰队的军纪，以至于影响到了战斗力。在清朝，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军人参与做生意，由来已久，因为商人可以借机减免厘金。北洋海军，由于有军舰之便，也参与到走私贩卖的勾当里来，不仅在国内地区之间做，而且借出洋之际，夹带商品，大规模走私。不用说，太能发财的北洋海军将领，打仗的本领一定不会很高。

有人注意到，在1890年之前，北洋海军得到的拨款，总数比后四年要少得多，但还能购置军舰，但后四年却一舰未购，连急需的新式速射炮，都没有钱添置。除了西太后为了庆祝其六十大寿，修建颐和园的挪用之外，北洋海军自身的靡费也相当可观。北洋海军的后备兵练勇，原定名额250人，但很快就膨胀起来，达到数千人。但毫无训练，兵勇们连舰炮都没见过，混进来的人，只是走门子来吃粮当兵。到了这种时候，新式的海军，再一次勇敢地重蹈了绿营和淮军的覆辙。

当然，在现在看来，即使是为了北洋海军花了如此大心血的李鸿章，对于为何要建一支海军，也没有太多的考量。对他而言，这支在亚洲显得相当庞大的海军舰队，似乎仅仅是为了海防之用，主要是为了对付日本的威胁。这样一支舰队，就是一座海上的长城。他基本上没有海权思想，不知道如何去争海权。甲午大东沟海战失利，遂命令舰队龟缩在刘公岛基地不肯出来。殊不知日本正希望你这样，马上用水雷把你封死在基地里。这样，舰队就等于离开了海洋，龟缩在乌龟壳里。然而，再坚固的海军基地，如果没有陆军的配合，也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乌龟，刘公岛也好，旅顺也好，都是被日军从陆上包抄，后面揭开了乌龟的龟壳，到这个时候，北洋海军，出不来，走不掉，只能挨打，窝囊也窝囊死了。覆灭的命运，已经定了。鉴于这一点，有人干脆认为，李鸿章建海军，仅仅是要买几艘豪华的军舰，让日本人看看，免得再打中国的主意。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豪华的北洋海军，归根到底，还是有物无人的花架子。当然，这样的批评，其实有点过分。但是，即使明白如李鸿章，办海军还是有着他那个时代洋务派巨头的通病，大气魄，大手笔，但在细节上每每不够注意。当日中国的海军的问题，有大的制度和文化环境的因素，也有学习态度的问题。

显然，历史的来看，虽然我们学习西方，不如近邻日本认真，很多细节，我们都没有学到，就自以为是。在学习外国问题上，大而化之，是我们从传统继承下来的毛病。我们总是笑日本重技术，重细节，没有大眼光，大战略。但是，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在学习时候，就是要一板一眼，从细节上着眼。即使看上去教条一点儿，但也得先学会了再说。但是，中国人在这种时候，总是小聪明当先，变通当先，讲大不讲小。结果，放在一起一比，差距就出来了。当然，如果放在世界的范围内，中国人在北洋海军这一个单项上，学习效果其实并不太糟。比日本比不上，但未必会比奥斯曼帝国差太多，比起埃及和暹罗，我们还有优势。这样一个老大帝国，历史的包袱这么重，中央政府根本没有决心改变，顶多是得过且过，连老旧无用的军事制度，都没有心思废弃，八旗绿营依旧，劳师靡饷，单单一个项目的突进，即使引进了制度，开办了学校，也终归无效。

在冷兵器时代，还有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整体上军队都不能战，但就是有那么一支或者两支部队比较能打。但在世界进入现代战争时期，战争的胜负，要靠整体上的制度，文化，以及海陆军整体配合才能决定。到了这种时候，北洋海军即使大东沟海战打赢了，这场战争最终的胜负都未可知。因为事实上，中国的陆军败得比海军还要惨，从朝鲜的大同江一直溃败到山海关，一个小胜仗都没有。淮军不行，换上湘军更不行。手里比日本陆军还要精良的装备，都是吃素的。更何况，海军自己，在一个因循、腐朽的体系内，想不染上体系的恶习，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海军这个新生儿最初有多么的新，放进这个染缸，迟早都会被染黑。

应该说，一干以留学生为主体的舰长群体，以及众多海军官佐和士兵，在那个时代，他们的确都是中国军人的佼佼者。他们的学习精神，他们的聪明和睿智，以及赶上战争之后的勇敢，都是一流的。如果把他们放到日本，肯定不会比日本海军的官兵做得差。但是，他们不幸在中国，这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包袱和自身军队包袱都非常之重的国度。这个国家，在建设一支新式海军的时候，居然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要清理一下自己的军事制度的垃圾，任由这些垃圾在那里发臭。更没有想到过要革新自己的政治，这个两百多年的王朝，末日的陈腐，化为不可抗拒的积习，即使在海军，也照旧发挥其腐蚀作用，让所有人，都变得暮气沉沉。一个李鸿章，一小群外国教练加上一小群留学生，根本抵抗不了环境的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