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是如何整顿后方的?下面是故宫历史网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二战时期日本的后方历史，希望能够解答您的疑问。

　　二战时期日本的后方历史：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政府炮制了一套战争的说辞，以便争取公众舆论对国家努力的长久支持，并向亚洲人民说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不足为奇的是，对日本战争目的的阐述吸收了早先近卫内阁用过的辞藻：日本不是仅仅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整个亚洲而战;西方是“不道德”的——有钱有势的、种族歧视的、文化上的帝国主义，包藏“膨胀的野心”，如天皇的宣战诏书所言，是想“称霸东洋”。

　　日本的使命，用偷袭珍珠港数小时之后，内阁通过的一项政策声明中的话来说，就是发动反对西方的“圣战”，解放亚洲殖民地的人民，使“所有国家和民族处于和平之中”，为了确保人人都能理解其意图，1941年12月12日，日本政府宣布了在中国和太平洋进行战争的新名称：“大东亚战争”。

　　为了保证日本人民都能了解正确的言论，官员们加紧监督大众媒体，对政府审查官员来说，幸运的是大多数记者都愿意合作，尽可能突出战争新闻，搜罗那些国内消息，使之符合1942年内阁发布的指示：使每一条新闻和每一个广播节目都“与国家目的保持一致”。

　　几年后，全国性日报《朝日新闻》的一名通讯记者回忆，他的同行编辑比他在中国前线当陆军中尉时所率领的士兵还要有“侵略性”和“好战精神”，其竞争对手《读卖新闻》的一个工作人员则回想起他自己的往事，他曾经连续几天拜访战死者家属，希望能发现特别生动的故事，关于悲恸的母亲和理想主义的年轻士兵的英勇事迹。

　　尽管如此，狂热的国家权威人士还是不能容忍某些新闻报道，它们暗示人民对经济统制不满，谴责国家政策的失误，以及隐含着悲观主义的东西，不悦的官员们可以采取几种随意制裁的方法，从审查专门的报道到停发攻击性的刊物，解雇不听话的记者和播音员。

　　日本出版协会是控制杂志和书籍出版者的机构，它拒绝把纸张发给《中央公论》月刊去印刷1943年的7月号，因为这家期刊登载了谷崎润一郎的连载小说《莳冈四姐妹》(即《细雪》)的前两章，年轻时的谷崎润一郎曾经对描写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战争的浮世绘大加赞赏。

　　20世纪20年代，他已成为日本的文学大师之一，西化和近代化的熏染成为其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在“大东亚战争”的严酷考验中，政府的审查人员认为《莳冈四姐妹》是“不相干的”和“消极的”，因为它关于“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的“伤感”情节无助于推进战争成果，而我们知道，直到今天《莳冈四姐妹》仍然是日本文学的一部经典。

　　一年后，新闻检查机构对有“共产主义者”嫌疑的编辑进行逼供，在这个过程中奸污了一名妇女，杀害了《中央公论》的两名男雇员，之后强迫《中央公论》和《改造》这两份日本杂志中的“无可匹敌的双星”“自行”解散，这种由国家发动的残暴行为，并非独一无二的事例。

　　1944年早些时候，《每日新闻》的一名记者把东条英机的军事策略贬损为“不科学的”，结果“剃刀”下令开除编辑，并亲自安排征召这名不幸的记者入伍，还把他送往马上就要上前线的部队。

　　为了建立基础广泛的公众支持，几个政府机构成立了群众组织，最终几乎吸收了所有日本人来支持战争，1940年11月23日，如今已成为“勤劳感谢日”，政府把“产业报国联盟”改组为“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在内务省的指导下，新的“产报”(即“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竭力确保工人们彻底了解完成生产指标的必要性，并愿意承受为此必须付出的牺牲，尽管这种牺牲已经随着劳动人口征用比例的上升而越发严重。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产报”的代表们向每家工厂、每爿商店分发政府宣传品，组织演讲、集会和小组讨论来解释日本的战时目标，为了争取职工的合作，建立更和谐的工作场所，“产报”的所属企业介入工人生活的许多方面，成立了所谓的综合合作社。

　　于是，“产报”除了以超出配给量的酒和大米奖励勤勉的工人之外，还经营消费合作社，赞助储蓄计划，执行健康保险项目，并成立有关工人的家庭和法律问题的咨询中心，在种种鼓励下，“产报”的成员剧增，从1940年的大约350万人上升到战争快结束时的64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