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抗战之胜利，乃全国军民艰苦奋斗所致。此种艰苦，虽尚无全面的数据统计，不过，以饮食为切入口，也不难窥见其具体程度如何。

1940年，高级公务员王子壮哀叹吃不上肉，青菜也将要吃不起

1943年2月20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在重庆曾家岩蒋介石官邸用餐，九人四菜，严重不够吃。徐触景生情，当天在日记中不无感慨地写道：“物价骤增。限价前猪肉十六元一斤，限价为十四元，结果未出三、五日即涨至二十余元，有时二十五元也买不到，其他似之。而布与糖很难买到，现在除米、面较战前为八十倍左右，（如战前面三、四元一袋，今则二百五、六十元，尚系黑面，）其余百倍至几百倍（现在鸡蛋三元左右一枚）。”①

徐永昌所谓的八十倍、百倍、几百倍，乃是对抗战中后期大后方通货膨胀的真实描述。这种通胀，对普通公务员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影响最大。连铨叙部次长王子壮这样级别的公务员，也早在1940年就开始哀叹吃不上肉，青菜也快吃不起了。王在日记中特别对比了自己和“商人之妇”的不同处境：

“日前在民众防空洞得见一小商人之妇，一人而购二十元之猪肉排骨之类，煮于会饭之中，米饭殊少，但肉食耳。再看知识阶级公务员及教育界，以收入日绌，面有菜色，是国家之菁英，竟不得充分之营养，食平价米既多粗劣，青菜已达一、二元一斤，遑论肉食。即青菜亦将无法购取足用也。余上月收入一千一百元，支出一千六百元，不敷达五百元，因余负担全家十三人之饮食，此盖最低数。”②

1941年，生活相对较好的重庆工人，每户每月也只能吃两斤肉

除商人外，工人是重庆受通胀影响最小的群体，但他们的生活也相当困顿。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社会部统计处在重庆调查了240户工人家庭。结果显示：这些家庭平均每户3.6人，食物支出占到家庭总支出的74%，平均每户每月食用大米6.9市斗（约110-130斤左右），另有少量红薯为辅。蔬菜消费，以白菜、萝卜为最多，平均每月各消费12斤左右，其余如魔芋、莴苣、青菜、南瓜、榨菜等，每月消费也在2-4斤左右。但肉类消费极少，平均每户每月仅消费猪肉2斤左右，蛋类平均每月消费不足3枚，牛肉、鱼肉等则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距离前线较远、且非政治中心的昆明，民众的生活状况要好一些。1940年，昆明的“普通户”，大多一日两餐，偶而还能有晚间宵夜。这些“普通户”多是五口之家，平均每月食用大米15升（约240-270斤左右），猪肉7.5斤，蚕豆60斤，莴笋60支，豆腐150块，猪油、香油、酱油各7.5斤。其中，蚕豆、莴苣等，随季节不同而由其他菜蔬替换。④

1942年，晋陕一带的农民，常常“七天八天才吃一顿捞饭”

至于农民的饮食状况，可以参考张闻天1942年的“晋陕调查”。张调查了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的八个自然村。其结论是：

“中农家庭从阴历正月初一到十五，和二十三日，能够吃些米窝窝、糕、捞饭、高粱饺子，间或吃一两顿面条，几斤羊肉或猪肉。其余，除二月初二吃一顿捞饭或高粱饺子外，直到清明早晚都是黑豆糊糊和酸菜，隔上七天八天才能吃一顿捞饭。惊蛰后，农业劳动开始，早晚黑豆糊糊里放些炒面，或带些炒面做点心吃。清明后开始吃三顿，早饭吃些散面谷垒，糠窝窝；午饭黑豆糊糊里加些炒面；晚饭吃黑豆糊糊，菜仍是酸菜和蔓菁。三、四月有了苦菜，即把苦菜伴在黑豆糊糊里吃。六月以后吃南瓜。七月吃豆角子，一直吃到八月半，山芋下来时，还吃些山芋。秋收后，又只吃二顿，又是黑豆糊糊和酸菜，七天八天才吃一顿捞饭。

“贫农吃得比中农差，黑豆糊糊要稀，捞饭更少吃，吃瓜菜、洋芋更多。到青黄不接时，还要挨饿。富裕中农则吃的又比中农强些。黑豆糊糊要稠，散面、炒面吃的多，捞饭三、四天吃一顿，瓜菜、洋芋吃的少，过年还能吃馍，平常还有炒“菜”，吃些油。”⑤

“黑豆糊糊”，即将黑豆磨成小块，加水煮。“捞饭”，即将小米加水煮至八九成熟，捞出再焖成干饭。张闻天说，黑豆糊糊“是这里农家一种最普通的食品”；至于捞饭，“这里的老百姓均认为是很贵重的食品。穷人每年只能吃几次。每星期能吃几次的，那只有富裕中农。”⑥

在陕甘宁边区，饮食条件最好者，当属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该校学员都是日军俘虏或投诚者，为反战需要，在伙食上对其相当优待。据该校“生活委员”中小路静夫保留的一份1940年前后的“一周食谱”，其周一饮食如下：“早饭：羊肉炖萝卜，炖牛肉·豆腐·白菜·粉条，西红柿汤。午饭：面条。晚饭：素炒青菜，炖白菜，猪肉丸子汤。”其余六天，水准大致相同，唯菜谱有异。主食最初是小米，后升级为馒头、面条，一周还可以吃一次大米饭。因为每天都供应肉，学员们过意不去，曾提出“最好早饭不吃肉菜”的请求。⑦

至于敌后根据地军民和沦陷区民众的饮食状况，可参考戎子和1941年的一份报告。戎在报告中提到：晋冀豫边区的敌占区部分，日军实施“余粮归公制度”，除最低食用额度外，农民所有粮食均被收缴，“亲戚家人往来，还要（自己）带粮，不然就要饿肚子”。根据地的军队，每人每日可吃油三钱、吃盐二钱，并有少量菜蔬；政府与民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可吃到少量菜蔬，但油、盐无保障。至于民众，“虽然也没有油吃，但总还有蔬菜吃啊”。⑧

1944年，过半国军士兵营养不良，最好者“每人每月肉类一斤”

综上，不难看出，抗战八年，原始小农经济的崩溃是全面性的。一方面是军费暴涨，一方面是壮丁大量被抽离农村送往前线，前者要求强化对农村的征收，后者必然损害农业的产出。矛盾激化的结果，最终必然反映至士兵饮食层面。至抗战中后期，士兵的饮食水准，已跌至令人发指的地步。据统计，二战期间，不论质，单论量，美国陆军战地口粮，每人每天约6磅；日本陆军约为4磅；中国陆军官兵最多时也仅约为1．6磅，这还只是文字层面的标准，并非实际获得。1940年后，国军普遍改三餐制为两餐制，菜品普遍退化为菜叶盐水汤。1945年初，每一士兵每日副食费标准仅12元，而汉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萝卜一斤要20元。1944年，美国专家曾随机抽取1200名国军士兵进行体检，结果发现营养不良者高达57%。⑨

一个相当惨烈的对比是：1944年，驻昆明美军，须由中国政府提供（垫付）每人每天6只鸡蛋和1磅牛肉；同期的驻滇远征军，号称饮食标准最好之中国国内部队，也不过“每人每月给肉类一斤”，而且为了满足驻昆明美军，这“每人每月给肉类一斤”，还常常被挪用。⑩

注释：

①徐永昌日记，1943年2月20日。

②王子壮日记，1940年8月5日。

③社会部统计处编，《重庆工人家庭生活程度》，1945年出版。

④孙蕙君，《昆明市家庭生活情形调查》（1939年秋至1940年夏），收录于《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城市（劳工）生活卷》（上），P138-142。原数据为“每日”，为便于对照，文中换算为“每月”。

⑤⑥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P70-71。

⑦（日）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军中的日本兵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纪实》，长征出版社，1985，P54-55。

⑧戎子和：《晋冀豫边区人民的负担——在晋冀鲁豫临参会财政建设工作报告之》，1941年7月15日，收录于《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之六：财政经济建设》。

⑨张瑞德，《抗战时期陆军的人事管理》，收录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第二十一期。

⑩谌旭彬，《驻华美军吃光了云南的耕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