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华为南朝陈后主陈叔宝贵妃。史载她发长七尺，光可鉴人，才思敏捷，记忆力超群，可谓色才双绝，深得后主喜爱。隋开皇九年（589年），隋军破建康城后，张丽华被杀。关于张丽华之死，有记载说，隋平陈后，晋王杨广欲纳张丽华。行军元帅长史高颎曰：“武王灭殷，戮妲己。今平陈国，不宜取丽华”[1]，乃命斩之。杨广甚是不悦。《资治通鉴》对此事经过的描述更为详尽：攻下建康后，高颎先入。晋王杨广派任自己记室的高颎之子高德弘飞驰至颎处，“令留张丽华”。高颎曰：“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己，今岂可留丽华”，于是斩张丽华于清溪。德弘回去汇报此事，杨广变色曰：“我必有以报高公矣！”[2]也由此开始记恨高颎。

（隋炀帝画像）

（隋炀帝手迹）

（隋炀帝陵）

（张丽华画像）

（张丽华画像）

依上所言，杨广知道高颎可能会在自己入城之前处决一些陈朝官僚及后宫嫔妃，所以特意遣使告知高颎“留张丽华”。事实上，当时高颎虽然独揽兵权，但杨广为行军元帅，拥有决策之权。按理高颎在俘获陈后主及张丽华等人后，并不会私自对他们进行处决。且高颎在开皇九年（589年）正月甲申入建康，只隔了一天，丙戌日杨广便入建康，“五佞”就是在杨广入城后主持处决的。此时高颎即使不同意杨广纳张丽华，也必会经过一个劝谏的过程再做处理。且《隋书》和《资治通鉴》单单记载了高颎杀丽华一人，并不见处斩其他人，其真实性不免令人怀疑。

据《隋书》载：杨广母独孤后“性忌妾媵”。皇太子杨勇被废，就与他“内多嬖幸”密切相关。杨广长期生活在父母身边，不可能不知道其喜好。又史载杨广善于“矫情饰行，以钓虚名”，他“后庭有子，皆不育之，示无私宠，取媚于后”[3]。若此时他纳张丽华，必会引得独孤后大怒，故而在此次战役中，渴望获得功名的杨广应不会轻易犯独孤后之忌讳。再观杨广入城后的举动，“使高颎与元帅府记室裴矩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天下皆“称广以为贤”。[4]这与他要求留丽华并记恨高颎的说法明显不一。

翻阅史书，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的《陈书》中，就出现了与《隋书》《资治通鉴》不同的记载，曰：“晋王广命斩贵妃，榜于青溪中桥”[5]，明确指出斩张丽华乃杨广所为。与此相似的记载还见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成书的《南史》，曰：“晋王广命斩之（贵妃）于清溪中桥”[6]。按《陈书》作者姚思廉之父姚察当时正在陈朝为官，对隋灭陈之事了解应比较清楚。《南史》作者李延寿继承了其父李大师的草稿旧本。李大师与魏为同时代人，他们都经历了隋朝的强盛与速亡。而李延寿、姚思廉与魏等同在贞观史馆参修史书，所接触史料的机会是一样的，并且李延寿还参与了《隋书》的修撰工作。但关于张丽华之死的记载如此相悖，颇为令人疑惑。我们还注意到，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的《隋书·五代史志》部分，对张丽华之死的记载为：“隋师执张贵妃而戮之”[7]，并未指出张贵妃死于何人之手，说明了对高颎杀张丽华之说的不确定性。到成书于唐肃宗之后的《建康实录》，又恢复到《陈书》《南史》的记录，曰：“隋晋王广入据台城，送后主于东宫，命斩张贵妃于清溪桥”，“（张贵妃）为晋王广斩于清溪”[8]，两次明确记载张丽华为杨广所杀，这应是许嵩仔细审核史料后作出的抉择。

《隋书》的编撰，贯穿了以史为鉴的指导思想，惟有将炀帝刻画得恶贯满盈，才可能起到此种目的，也才能证明唐代隋的合法性。而唐太宗对高颎情有独钟，曰：“朕比见隋代遗老，咸称高颎善为相者，遂观其本传，可谓公平正直，尤识治体，隋之安危，系其存没”[9]，给予了高颎至高无上的评价。故而上述高颎杀张丽华，杨广由是记恨之说法，极有可能是贞观君臣为了丑化隋炀帝而故意为之。

注释：

[1]魏徵等.隋书·高颎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1181.
[2][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5510，5510.
[3]魏徵等.隋书·炀帝纪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3：94.
[5]姚思廉.陈书·后主张贵妃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131.
[6]李延寿.南史·后主张贵妃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348.
[7]魏徵等.隋书·五行志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3：657.
[8]许嵩.建康实录·后主长城公叔宝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6：808，809.
[9]吴兢.贞观政要·公平第十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65.作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杨广之人物评价

史书评价

《隋书》：“炀帝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于是矫情饰貌，肆厥奸回，故得献后钟心，文皇革虑，天方肇乱，遂登储两，践峻极之崇基，承丕显之休命。地广三代，威振八纮，单于顿颡，越裳重译。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内，红腐之粟，委积于塞下。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阳之乱，匈奴有雁门之围，天子方弃中土，远之扬越。奸宄乘衅，强弱相陵，关梁闭而不通，皇舆往而不反。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流离道路，转死沟壑，十八九焉。于是相聚萑蒲，胃毛而起，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则千百为群，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泽，死人如乱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并为麋鹿之场，忄弃忄弃黔黎，俱充蛇豕之饵。四方万里，简书相续，犹谓鼠窃狗盗，不足为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乱，振蜉蝣之羽，穷长夜之乐。土崩鱼烂，贯盈恶稔，普天之下，莫匪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终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亿兆靡感恩之士，九牧无勤王之师。子弟同就诛夷，骸骨弃而莫掩，社稷颠陨，本枝殄绝，自肇有书契以迄于兹，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传》曰：‘吉凶由人，祆不妄作。’又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观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征矣！”

《北史》：“初，上自以蕃王，次不当立，每矫情饰行，以钓虚名，阴有夺宗之计。时高祖雅重文献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内多嬖幸，以此失爱。帝后庭有子皆不育之，示无私宠，取媚于后。大臣用事者，倾心与交。中使至第，无贵贱，皆曲承颜色，申以厚礼。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又常私入宫掖，密谋于文献后。杨素等因机构扇，遂成废立。自高祖大渐暨谅闇之中，蒸淫无度。山陵始就，即事巡游。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乃盛理宫室，穷极侈靡。召募行人，分使绝域。诸蕃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盛兴屯田于玉门、柳城之外。课天下富室分道市武马，疋直十余万。富强坐是而冻馁者，十家而九。性多诡谲。所幸之处，不欲人知；每幸之所，辄数道置顿。四海珍羞殊味，水陆必备焉。求市者无远不至。郡县官人，竞为献食；丰厚者进擢，疏俭者获罪。奸吏侵渔，内外虚竭；头会箕敛，人不聊生。于时，军国多务，日不暇给。帝方骄怠，恶闻政事；冤屈不理，奏请罕决。又猜忌臣下，无所专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高颎、贺若弼先皇心膂，参谋帷幄；张衡、李金才籓邸惟旧，绩著经纶。恶其直道，忌其正义；求其无形之罪，加以丹颈之戮。其余事君尽礼，謇謇匪躬；无辜无罪，横受夷戮者，不可胜纪。政刑弛紊，贿货公行，莫敢有言，道路以目。六军不息，百役繁兴；行者不归，居者失业；人饥相食，邑落为墟，上弗之恤也。东西行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费不给，逆收数年之赋。所至，唯与后宫流连耽湎，惟日不足。招迎姥媪，朝夕共肆丑言。又引少年，令与宫人秽乱。不轨不逊，以为娱乐。区宇之内，盗贼蜂起；劫掠从官，屠陷城邑。近臣互相掩蔽，皆隐贼数，不以实对。或有言贼多者，辄大被诘责。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师徒，败亡相继。战士尽力，不加赏赐；百姓无辜，咸受屠戮。蒸庶积怨，天下土崩；至于就禽，而犹未之寤也。”

历代评价

杨侗：“世祖明皇帝则天法地，混一华戎。东暨蟠木，西通细柳，前逾丹徼，后越幽都。日月之所临，风雨之所至，圆首方足，禀气食芼，莫不尽入提封，皆为臣妾。加以宝贶毕集，灵瑞咸臻，作乐制礼，移风易俗。智周寰海，万物咸受其赐，道济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因历试，统临南服，自居皇极，顺兹望幸。所以往岁省方，展礼肆觐，停銮驻跸，按驾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岂意衅起非常，逮于轩陛，灾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讳之日，五情崩陨，攀号荼毒，不能自胜。”

李密：”磬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李世民：“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崔象等谏诤，身戮国灭，为天下笑。”“隋炀帝纂祚之初，天下强盛，弃德穷兵，以取颠覆。颉利近者足为疆大，意既盈满，祸乱斯及，丧其大业，为臣於朕。叶护可汗亦大强盛，自恃富贵，通使求婚，失道怙乱，奄至破灭。”

朱敬则：“彼炀帝者，聪明多智，广学博闻，岂不知蛟龙失悖渔父足得为害？鲸鲵出水，蝼蚁可以为灾？忽乃弃崤函之奥区，违河洛之重阻。言贼者获罪，敢谏者受刑，岂不是色醉其心，天夺其鉴？窜吴夷以避其地，虚宫阙以候圣人，盖为大唐之驱除也。”

皮日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周昙：“拒谏劳兵作祸基，穷奢极武向戎夷。兆人疲弊不堪命，天下嗷嗷新主资。”

赵恒：“隋炀帝初平陈，斩五佞人以谢三吴，当时天下称贤。及其无道，乃过后主，深可叹也。”

安尧臣：“隋炀帝负其富彊之资，志逞无厌之欲，烦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赋敛百端，四海骚然，土崩鱼烂，丧身灭国。”

朱元璋：“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

努尔哈赤：“从来国家之败亡也，非财用不足也，皆骄纵所致耳。若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金完颜亮，咸贪财好色，沉湎于酒，昼夜宴乐，不修国政，遂致身死国亡。”

王夫之：“隋之得天下也逆，而杨广之逆弥甚。”

《剑桥中国隋唐史》：“对这个历史上称为隋炀帝的人的性格刻划是非常困难的，除了一些模糊的感觉外，人们不能期望在集中把他说成是古典‘末代昏君’的大量被窜改的历史和传奇后面，对此人的实际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历史文献把文帝的谨慎节俭与炀帝的放荡挥霍进行对比，但从下面建设东都和完成运河体系这一节可以看出，这种鲜明的对比过分夸大了。民间文学把炀帝描绘成荒淫无度的人——以各种异想天开的方式沉迷于女色。但人们会发现，即使怀有敌意的修史者也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即他的正妻，一个聪慧和有教养的妇女，从未遭到他的冷落而被宫内其他宠妃代替，她始终被尊重，而且显然受到宠爱。隋炀帝毕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鉴赏家、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散文家，他可能有点像政治美学家，这种人的特点可用以下的语言来表达：的确，自欺欺人也许是一个规律，因为带有强烈的艺术成分的政治个性具有一种炫耀性的想象力，它能使其个人的历史具有戏剧性，并使一切现实服从野心勃勃的计划。”

“儒家修史者对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因为他们把他描写成令人生畏的典型的‘末代昏君’。在民间传说、戏剧和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者和观众的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人民生活在一个无节制地使用权力、有豪华宫殿和享有无限声色之乐的世界中，只能产生这种感情上的共鸣。在中国的帝王中，他绝不是最坏的，从他当时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加暴虐。他很有才能，很适合巩固他父亲开创的伟业，而他在开始执政时也确有此雄心。”

郑振铎：“杨广虽不是一个很高明的政治家，却是一位绝好的诗人。”

胡戟：“在中国从门阀贵族政治向科举官僚政治转化，从门阀社会向门阀后社会转化的历史关头，宇文泰、宇文邕、杨坚、杨广、李世民、武则天六人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中，在政治改革中走得最远的是隋炀帝和武则天。可后面这两位在历史上却是脏水被泼得最多的。”

蒙曼：“隋炀帝是大暴君，只是，暴君不是昏君，隋炀帝虽然无德，但是有功。只是他的功业，没有和百姓的幸福感统一起来，所以才会有“巍焕无非民怨结，辉煌都是血模糊”的说法。换言之，他没有处理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关系，反而成了罪在当代、利在千秋，这才是隋炀帝最大的问题。”“他是个暴君。为了征讨高句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顾客观条件，任性妄为，把百姓和国家都拖进了灾难中，所以叫暴君……他是昏君……在这第三时期，他已经不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也不想履行什么责任了，只是浑浑噩噩地混日子，所叫昏君。”

张丽华之历史评价

李延寿《南史》：①“性聪慧，甚被宠遇。”；②“特聪慧，有神彩，进止闲华，容色端丽。”；③“才辩强记，善候人主颜色。荐诸宫女，后宫咸德之，竞言其善。又工厌魅之术，假鬼道以惑后主。”；④“于是张、孔之权，熏灼四方。内外宗族，多被引用。大臣执政，亦从风而靡。阉宦便佞之徒，内外交结，转相引进。贿赂公行，赏罚无常，纲纪瞀乱矣。”

魏徵等《隋书》：“张贵妃、孔贵嫔，并有国色，称为妖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