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中国征兵政策已是天怒人怨，当局种种改革均不见成效
抗战进入到1941年，除经济濒临破产、国际局势变幻莫测险象环生外，兵役制度也已朽败至天怒人怨的地步。这年七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蒋梦麟致信蒋介石，就其所见沉痛写道：
“梦麟此次视察……（沿途）均东来壮丁必经之道。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贵阳）只剩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五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身体）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10%矣。”①
能否获得充足的兵源补充，是对日抗战能否取胜的关键。因为军阀割据的关系，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前，始终未能建立起“义务征兵”制度——惟1936年，曾在江浙六省中央军控制范围内实施“义务征兵”，训练完毕者约50万人，稍后经淞沪、武汉等大型会战，迅速补充殆尽。至于西南各省，军阀们为维系其军事力量的“私有化”属性，对“义务征兵”制度极度抗拒，故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始终严重缺乏预备、后备兵员，而必须依赖临时的“壮丁征发”和临时的“壮丁训练”。
兵役制度“先天不足”，若再辅以“后天沉疴”，抗战前途之危险，可想而知。所以，1941年，军政部兵役署联合军统局，开始部署建立全国性的“兵役视察网”。由兵役署出学员，军统局出教官，培训了一大批“兵役视察员”，分派到全国各个兵役管区，进行监察。这些人“可以到团以下各级补充团队点验人马，到各级兵役机关调查和查看案卷；可以直接向军政部兵役署视察室发电报，汇报一切案情或调查材料。”②
该“视察网”建立后，确实起到了不小的效果。据军政部兵役署《兵役月刊》，1942年12月起，至1943年10月止，仅四川一省，由“兵役视察员”检举而被查出的违法舞弊兵役案件，就高达1346件之多。③
同年，当局还部署了一系列其他措施，来挽救将要破产的兵役制度。譬如，推行“国民兵身份证”。该证详细记载了每个国民兵（18-45岁男子）的出身特征，出生年月日、家属姓名、籍贯、脸型、手指的箕斗状况、脸部有无麻子、有无痣、眼睛大小、鼻梁高低等等，均记载在内。目的是堵塞壮丁大量逃跑的现象。再譬如，变更征兵方式，让每个军在固定的管区进行兵员补充，征兵、补充、训练一体化。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该地区的壮丁，被输送至同一部队，同乡情谊有助于减轻其背井离乡之感，降低逃亡比率；另一方面，部队在管区征兵自用，也可减少中间环节的弊端。④此外，如在县长的考核项目中，特别加重“兵役”一项的权重、选拔“兵役示范县”等政策，均在该年推出，略可见当局整顿征兵乱象的决心。
可惜的是，这种“决心”，并不能阻止“征兵”最终堕落成臭名昭著的“拉壮丁”。按当局的宣传，壮丁从军，保家卫国，是一种光荣，是每个国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则是壮丁普遍逃亡。本该胸戴大红花被敲锣打鼓欢送的“壮丁从军”，在整个抗战期间，沦落成了一种你抓我逃的悲惨游戏。对此，蒋介石曾严厉训斥各级征兵干部：
“据报各部队将新兵接收后，仍有用绳捆作一串武装编押，情同囚犯，民众触目伤心，积年累月之兵役宣传，被若辈一绳一棒扫荡无遗。抗战及征募之前途，切受重大之打击，实堪痛恨！兹特重申前令，嗣后如再有上项情事发生，一经查实，该接收部队长官及接兵人员，均予依法严办，决不姑宽。”⑤
抗战时期中国士兵的体格普遍营养不良
五大关键因素，使抗战征兵，必须依靠武力“抓”和绳子“绑”
蒋的训斥虽厉，但整个抗战期间的“征兵”工作，终究还是只能靠“抓”和“绑”来完成。对于抗战期间，大后方民众普遍不愿意当兵的原因，曾任军政部部长的陈诚，有坦诚的反思。陈诚说：
“照道理讲，人民受国家的保护，才能安居乐业，一旦国家遭逢危难，人民为了争取国家的安全，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因而拥护国家的号召，流汗流血，原是义无反顾的事。不过话虽如此，也要顾及一下几项事实：
“一、政府是否充分尽了保护人民的责任？二、政府与人民之间是否有痛痒相关的传统？三、在大多数人民意识中，是否认为这是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牺牲得有无价值？四、各级行政官吏是否公正无私素受人民敬爱？”⑥
对这四个问题，陈诚的回答全部都是“否”。此外，陈诚还注意到了“户籍制度”无法建立所带来的危害：“果然户口办得好，壮丁的年次、数目，均了如指掌，则征召新兵，有如按图索骥，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难处。不过清查户口，却不是想做就做的事，姑不论人手、经费、技术等问题急切不易解决，单就时间来讲，几千年做不好的工作，要于仓促之间应手而成，天地间也没有这样便宜的事。”⑦没有户籍制度，国民政府的“征兵”，实际上形同蒙眼的瞎子只能乱“抓”，该多征的地方往往少征，该少征的地方又往往多征。
总结起来，陈诚一共谈了三大原因。第一，民众并不认为自己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对政府缺乏好感。第二，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很低，大量壮丁乃是不识字的农民，并不具备“民族意识”。第三，政府没有能力建立可靠的“户籍制度”。
除这三点之外，还有两点，陈诚虽未提及，却同样至关重要：
第四，农民的“经济理性”。按常理而言，战争时期，士兵的饮食标准应该优先保障，前方士兵至少应该吃得比后方民众好一些。中国的情况恰好相反。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央军一个底层二等兵年收入，曾相当于拥地50亩的半自耕农；全面抗战爆发后，脆弱的小农经济全面崩溃，前线士兵的饮食，遂逐步跌至令人发指的地步，远不如工人、农民及知识分子。1944年，美国专家曾随机抽取1200名国军士兵进行体检，结果发现营养不良者高达57%。1945年初，每一士兵每日副食费标准仅12元，而汉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萝卜一斤要20元。⑧所以，兵役部部长鹿钟麟曾感慨：“士兵生活太苦，是（使）大家都视入营当兵为进监牢，甚至简直就等于判死刑。”
第五，交通不便，必须依赖徒步跋涉，让民众望而却步。蒋梦麟曾感慨：“平心而论，兵役办得这样糟糕，并非完全由于人事关系。即使主持人认真办理，好多缺点也没法补救：交通梗阻，徒步远行，体力消耗过甚；食物不够，且不合卫生，易起疾病；饮水含微生物，饮之易致腹泻；蚊子肆虐，疟疾为灾。凡此种种，苟无近代科学设施，虽有贤者负责，亦无重大改进之可能。后经中美当局之研究，从事有效之措施。其最大的改革，为分区设立若干小型飞机场，将附近若干里内之壮丁，集合于机场，飞往训练中心。自各村落至机场，沿途设有招呼站、卫生所，供给饮食医药。果然，此制度实行后，壮丁在途中死亡者百中不过一二而已。”⑨
可惜的是，蒋梦麟所提到的用美军飞机输送壮丁的办法，被付诸实施，已是抗战后期，且飞机有限，机场也有限，并不足以推广至全国。所以，蒋梦麟仍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不过该项估计缺乏统计资料佐证，学界另有一种意见认为，抗战八年，被抓壮丁未上战场者，至少有350余万人死亡，240余万人失踪逃亡，340余万人伤残。⑩所以，陈诚晚年感慨，国民党之所以在抗战胜利后迅速丢失了大陆，“有一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军差上逼反了人民”。
抗战期间用铁链“拉夫”（做劳役），与“拉壮丁”情形相似
注释
①《蒋梦麟自传》，华文出版社，2013，P310-311。②郭则鋠，《兵役调查人员训练班情况和新兵接收的一些情弊》，收录于《文史资料选编 第4卷 政治军事编 第6册》，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③万金裕，《抗战八年四川人民在征兵服役上之贡献》，收录于《四川文史资料集粹 第2卷 政治军事编》。④刘魁，《国家权力与基层控制——以1940年代国民政府实施的国民身份证制度为观察点》，《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龚喜林，《抗战时期大后方“拉壮丁”现象研究》，博士论文。⑤卞修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研究 1937-1945》，华龄出版社，2012，P296。⑥⑦《陈诚回忆录 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9，P205-209。⑧张瑞德，《抗战时期陆军的人事管理》，收录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第二十一期。⑨《蒋梦麟自传》，华文出版社，2013，P309-310。⑩卞修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研究 1937-1945》，华龄出版社，2012，P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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